【于赓哲讲得不行】于赓哲:隋唐交替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意味着什么?

2019-12-05 - 于赓哲

隋唐交替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意味着什么?隋炀帝又如何将一个原本强盛的国家,在很短的时间内搞到完全崩溃?

近日,陕西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于赓哲携新作《唐开国》做客七修书院新书分享会,以“隋唐交替的历史启示”为题,对这一段隋唐交替的历史进行了分享。

【于赓哲讲得不行】于赓哲:隋唐交替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意味着什么?
【于赓哲讲得不行】于赓哲:隋唐交替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意味着什么?

《唐开国》,于赓哲 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。

于赓哲说,去年是唐朝建国1400周年,《唐开国》这本书实际上是去年百家讲坛大唐开国系列讲座的配套读物,但内容比讲座要丰富的多。该书从贞观九年唐高祖李渊临去世前倒述开来,讲述了隋朝末年国家动荡、各股割据势力蜂拥而起逐鹿中原的故事。讲述的核心,正是大唐王朝的缔造者李渊。但在李渊之前,隋炀帝虽被关陇集团视为叛徒,客观上却为中国的历史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【于赓哲讲得不行】于赓哲:隋唐交替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意味着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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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赓哲注意到,中国历史一直处在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的变化之中,隋炀帝导致的隋朝灭亡,带给唐朝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,但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政治遗产。比如科举制的诞生、大运河的兴建、推动中国政治中心向东方的转移,以及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等。但令人奇怪的是,这些举措无一不具有其合理性,但却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。显然,在二世而亡的隋朝之后,盛世唐朝的出现,绝非偶然。

【于赓哲讲得不行】于赓哲:隋唐交替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意味着什么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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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赓哲与读者就隋唐交替的历史进行了现场分享。

中国历史属于“螺旋式的上升”

黑格尔曾在《法哲学原理》中写到:“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,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,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。”于赓哲说,这番话会让中国人感到不舒服,但并非毫无道理。其原因,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有个既可以说是优点,也可以说是缺点的特点——中国文化很少跟过去做断崖式的决裂,这跟基督教时代抛弃掉原来的古罗马文化,文艺复兴时代又重新否定中世纪的一套制度,后来又诞生出工业革命以及现代民主的西方的历史不一样。

“我们往往是循序渐进的,所以中国历史上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重复历史现象,中国朝代总是在不断地覆灭,诞生一个新的王朝,新的王朝又马上走上老王朝的道路再覆灭。”于赓哲认为,黑格尔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论断,论据正来源于此。但中国历史并非如此,虽然不是断崖式的巨变,但是有循序渐进的变化。于赓哲将之称为“螺旋式的上升”,“从平面上看似乎在原地打转,但是从正面来看是有上升的”。

理所当然地,《唐开国》讲述的是大唐开国的故事,但于赓哲这次分享谈论的重点却是隋炀帝,因为“一切的变化和灾难都来自于隋炀帝这个人”。于赓哲提到历史上讲隋炀帝相貌堂堂,除了个人才干以外拥有一切优良的资源。

“元代的马端临说过‘国计之富莫如隋’,他父亲留给他雄厚的家底,他也采取了一系列合理的措施,比如科举制的诞生、大运河的兴建、推动中国政治中心向东方的转移,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,这些举措单独拿出来看都具有合理性,但合到一起带来的却是灾难性的结果。”满手好牌却打输了,于赓哲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。

隋炀帝杨广(569年-618年4月11日),隋朝第二位皇帝(604—618年在位),为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嫡次子。

“隋唐交替,从根本上来说,是一场关陇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接。”于赓哲注意到,隋炀帝被视为是关陇集团的阶级叛徒,李渊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对隋炀帝进行了大反击,但在李渊、李世民上台之后,唐朝继承了隋炀帝的很多政策。这件事恰恰证明,隋炀帝的很多举措具有其合理性。

于赓哲认为,从历史上看,只有秦始皇可以与隋炀帝相提并论,不仅这两个朝代都是旧制度的破坏者和新制度的建立者,而且两代都是二世而亡,没有经历过一般王朝的衰退阶段,在国力达到巅峰以后就迅速完结,“这不是衰退式的败亡,而是崩溃式的败亡。”

还有一点相似之处,就是这两个朝代之后,都出现了一个公认的盛世,秦以后是汉,隋以后是唐,“秦和隋后面出现汉和唐不是偶然的,汉朝是理智版的秦朝,唐朝是温和版的隋朝。”

科举制打破了身份等级的限制

从隋文帝到隋炀帝实行的科举制,被于赓哲认为是最为伟大的政策之一,“科举制非常伟大,打破了身份等级的限制,给了社会各阶层以平等竞争的希望。换句话来说,它防止了社会阶级的固化。”于赓哲提到,隋朝以前中国的选官制度,比如汉朝是查举制,而科举制打破了阶级固化,从法律上给予所有人以平等的机会,“任何人只要学识够都可以当国家的官员,实现人生的逆转。

所以,科举制后来有一句话叫做’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’,给了社会各阶级以期待。”从这一点来讲,隋炀帝是一位战略前瞻性极强的人。

隋炀帝当时还意识到一个问题,那就是中国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。于赓哲认为,这个认知是非常超越时代的。因为,“从三皇五帝的时代开始,中国一直是北方经济领先于南方经济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,北方经济领先于南方经济超过四千年,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才得以真正的开发。到了隋炀帝的时候,趋势还不那么明显;到了南宋,才算彻底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。”

但隋炀帝早几百年就意识到了这种变化,修建大运河,沟通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,这让于赓哲叹服于隋炀帝的预见性。“怎么沟通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,他想到了一个最好的技术路线就是大运河,因为古代只有水运最经济。”

关陇集团不再适合隋炀帝的统治基础,这是隋炀帝预见到的第二个问题。府兵制是关陇集团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之一,而如此多的府兵,由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八大柱国加十二个大将军进行管理。于赓哲说,这意味着这二十个家族掌握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的权力,并且从中诞生了三代王朝——北周、隋和唐。

在这些家族之中,独孤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,被网络上称为“天下第一老丈人”。因为他一共七个女儿,出过三位皇后,而且还是三个不同王朝的皇后,成为了“隋唐两代总岳父”。于赓哲说,如此高的命中率,其实并不是一种偶然,而是一种必然。之所以这样讲,是因为这些小集团通过亲缘关系、血缘关系和政治联盟等手段,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集团。

“隋炀帝曾经得益于这样一种出身,他家就是一个关陇集团出身的受益者,可隋炀帝最后变成了这个阶级的背叛者。”于赓哲认为,隋炀帝的父亲杨坚就是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,“关陇集团有个特点是高度集权……这些中央集权的措施最后带来的结果是,只要有一个人控制住宫廷,马上就会控制全国,地方上无力反抗,这就是隋文帝夺权的重要原因。”

隋炀帝之所以会成为本阶级的叛徒,正是因为他意识到了,只有关和陇两地的人来统治全国并不合适,扩大统治基础是必然的选择,也是皇权固有的规律使然。

大运河是隋炀帝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

于赓哲以世子曹丕宴请群臣的故事(即君父先后论)为引,讲述了中国皇权演变的特点。他认为,中国的皇权自魏晋南北朝以后,从隋炀帝开始就在不断摆脱贵族的掣肘,直到明清时期,君主专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但对比中西方历史就可以发现,在西方历史上,君权从来没有做到过一家独大,“西方的民主政治,容易出现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和妥协,他们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模式,不是你死我活的非黑即白的斗争,而是妥协、博弈。”

于赓哲说,在西方历史上,君权从来都做不到一家独大,因为教会和封建贵族会对君权产生重大的制衡和掣肘作用。但中国历史上不存在教会对君权的牵制,“从殷商时代开始,中国已经完成了国家君主与国家宗教大祭司身份的合二为一,祭天仪式为什么皇帝要亲自主持?祭天就是要向国家彰显’我是国家的大祭司’。”

但于赓哲也注意到,在中国历史上,曾经对君权产生过掣肘的也是贵族。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贵族政治的高峰,一次是先秦夏商周,但秦始皇破坏了这种贵族政治,因此诞生了刘邦这位平民君主,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天子;在东汉时期,中国迎来了贵族政治的第二轮高峰,“东晋建立的时候,贵族与皇帝共天下,王与马,共天下。”

于赓哲指出,隋炀帝的个性刚愎自用,讨厌有贵族势力对自己掣肘,因此摆脱关陇集团对自己的影响,是一定要走的道路。从这一点上讲,隋炀帝成为本阶级的叛徒,不是偶然。

杨广希望破坏关陇集团的影响力,那么,他破坏关陇集团的举措有哪些?

于赓哲提到了几点,比如大量引入山东和江南人士入阁,冲淡关陇集团色彩;进行爵位和勋官改革;兴建洛阳城等。“推行科举制,对贵族政治来说,当然是一个破坏,因为科举制意味着所有人都有当官的可能,官僚和贵族不一样。”

于赓哲认为,爵位和勋官是关陇集团保证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的最主要途径,但隋炀帝把爵位简化,九等爵变成三等爵,勋官变得名存实亡,很多政治和经济权益都被剥夺,关陇集团必然会对此进行反击。

兴建洛阳城,依然与摆脱关陇集团的关系密切相关,“因为关陇集团大势力在长安,要改革旧势力对自己的束缚,就要摆脱大本营。”于赓哲说:“历史上很多改革都伴随着迁都,迁都也是削弱关陇集团的一个重要步骤。”

同样具有战略前瞻性的,还有兴建大运河。从技术角度上,它解决了南粮北运的重大问题。修建运河的理念,被后续朝代很好地继承下来。于赓哲提到,虽然元代定都也是北京,洛阳已经不再重要,但元朝修建了新的运河——京杭大运河,虽然路线不一样,但运河的理念一直保存下来。

英国使节马戛尔尼

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的八十三岁寿辰。英国首赴中国使团,奉旨来避暑山庄觐见朝贺。当时的英国使节正是马戛尔尼。

既然隋炀帝提出的每个政策都很具有合理性,那么为什么会导致隋朝的灭亡呢?于赓哲认为,正是因为这些举措都过于激进,合在一起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,“不明白战略设计要想成功实行,还有一个执行的问题,而执行是需要有边界的,这个边界在哪里没有考虑好。不顾惜民力,最终造成了民怨沸腾,带来的后果是生灵涂炭。”于赓哲认为,合理适度地有效执行,远比伟大的设计更为重要,但显然隋炀帝和秦始皇都没能考虑清楚这个问题。

于赓哲以隋炀帝劳师远征高丽为例,认为隋炀帝糟糕的执行能力,最终导致了失败。在李唐王朝建立以后,大运河、科举制等隋朝的政策和制度延续下来,隋朝的很多典章制度也得以延续,就连被认为是导致隋炀帝直接亡国的“三伐高句丽”,也被唐朝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,“贞观十九年,唐太宗自己又走上了伐高句丽的道路。”

于赓哲不认同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,他认为这种历史是存在的,只是“这种历史变化是循序渐进的,而且是螺旋式上升的,在这个过程中,甚至有时候还伴随着倒退,但依然不能否认这其中的进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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