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方志远王阳明】推荐丨方志远:“知行合一”与王阳明的“三不朽”

2019-12-05 - 方志远

有一个人们十分熟悉的用以说明王阳明“主观唯心”的例证。王阳明在浙江绍兴期间,与学生游南镇,有学生指着破岩而出的满树鲜花问道:“(先生)说天下无心外之物,如此花树,在深山中自开自落,于我心亦何相关?”王阳明道: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

【方志远王阳明】推荐丨方志远:“知行合一”与王阳明的“三不朽”
【方志远王阳明】推荐丨方志远:“知行合一”与王阳明的“三不朽”

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(《王阳明全集·传习录下》)如果只是以此为例,又不明其“机锋”所指,自然可以视为不顾客观事实的“唯心”。

但还有一个人们并不熟悉的说花故事,事情发生在江西赣州或南昌。王阳明和弟子薛侃等在花圃除草,薛侃感慨:“天地间何善难培、恶难去?”王阳明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未培未去耳。”他随即借物说事:“此等看善恶,皆从躯壳起念,便会错。

”见薛侃不理解,王阳明继续解释:“天地生意,花草一般,何曾有善恶之分?子欲观花,则以花为善,以草为恶;如欲用草时,复以草为善矣。此等善恶,皆由汝心好恶所生,故知是错。”(《王阳明全集·传习录上》)王阳明的意思十分清楚:天生万物,本无善恶之分。

若以自己心中的“好恶”作为判断事物“善恶”的标准,那就大错而特错了。如果以此为例,我们或许就不会把“主观”的帽子戴在王阳明头上了。

这种方法,恰恰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特点,所有的言论和文字,都是针对具体的事情展开。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直截了当、简洁易懂,问题是容易被断章取义、被各取所需。虽然王阳明有时因“物”说“心”、因“行”说“知”,有时又因“心”说“物”、因“知”说“行”,但在他那里,心和物、知和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。

所以,我们研究他们的思想,不能用“举例子”的方法,而需要对他们的思想脉络、表述特征特别是“语境”有真正的认识。

入道、揭道、传道

王阳明对“知行合一”的体悟和阐释,有一个认识上的演进过程,这个过程与他自己所说的“学为圣贤”或“求圣”的过程是同步的。王阳明《朱子晚年定论·序》说自己的学术经过“三变”:“早岁业举,溺志词章”,后来感觉是在浪费青春;于是“稍知从事正学”,研读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学著作,却感到众说纷纭、“茫无可入”;不得已转而“求诸老释”,顿觉惊喜,“以为圣人之学在此”,但将其与孔孟之说、日用之道相印证,又产生抵牾。

迷茫之中,贬官龙场,反复思考,体悟日深:“证诸五经四子,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。然后叹圣人之道,坦如大路。”所谓的“龙场悟道”,就此发生:“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。”

这段回顾,使人们认为经过“三变”之后的“龙场悟道”,王阳明已经悟出了“圣人之道”。但是,令王阳明惊喜的并不是悟出了“圣人之道”的结果,而是悟出了通向“圣人之道”的“大路”、找到了打开通向“圣人之道”大门的钥匙。所以黄宗羲认为,“龙场悟道”对于王阳明的“求圣”来说,是“始得其门”。

黄宗羲可谓真知阳明者,他认为王阳明的学术经历,并非王阳明自己所说的一个“三变”,而是有两个“三变”,“龙场悟道”则是两个“三变”之间的关节点(《明儒学案·姚江学案》)。只有把这两个“三变”一并考察,才能理清其“求圣”的全过程。

黄宗羲说的第一个“三变”,如王阳明之所述,这是一个“悟”得其“门”的过程。王阳明从朦朦胧胧地向往着“学为圣贤”,到“得其门”“入其道”,其间经历了整整二十年。

黄宗羲认为,在“龙场悟道”而“得其门”后,王阳明的学术开始了第二个“三变”:一是“尽去枝叶、一意本原”,开始专注从“吾性”“吾心”中追求“圣人之道”,而不是向“心外”去追求,于是有了“知行合一”的感悟,认为知即是行、行即是知。

二是到“江右以后”,悟出“圣人之道”原本就是早为先贤揭示却被后人泯灭的“良知”二字。这样,就为“知行合一”注入了灵魂。三是提出“良知”之后,宣称人人心中有良知,人们只要把各自的良知发掘出来并且落实在行为上,即“致良知”,这才是真正的“知行合一”。从“龙场悟道”,到病逝于江西大庾,这第二个“三变”,也经历了二十年。

前后两个“三变”,构成了王阳明“求圣”之道的三部曲:第一,从立志“学为圣贤”,到体悟“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”,寻求到“入圣”的门径。但何为圣人之“道”,却只是有所悟,而无法用文字、语言概括出来。第二,从“龙场悟道”,到在江西揭“良知”,揭示出“圣人之道”的精义,这也是王阳明学术即“心学”的核心和真谛。

第三,从揭“良知”开始,到在江西南昌、赣州、吉安等地,在绍兴等处,倡导“致良知”,倡导“与民不亲而亲”,倡导与“愚夫愚妇”同好恶,心中有良知、满街皆圣人。

这个“三部曲”,既是王阳明通向“道”、揭示“道”、传播“道”,即入道、揭道、传道的过程,也是“知行合一”从提出到注入“良知”、到“致良知”的过程。

伟大的思想只有灌输到大众之中,成为大众的自觉行为,才是它真正价值所在。在中国历史上,几乎所有的思想家,从孔子到孟子,从二程到朱熹、从陆九渊到王阳明,首先都是社会活动家,他们的学术,他们的言论和主张,都是为着解决社会问题,为医治时代弊病开具药方。

心中有良知、行为有担当

尽管王阳明被认为是气节、文章、功业即立德、立言、立功“三不朽”,但黄宗羲和后来的“王学”研究者往往有意无意忽略王阳明学术过程中功业和气节的作用。或许在他们看来,王阳明的功业谁也否认不了,王阳明的气节有目共睹,但王阳明的学术却曾经被视为“异端”“邪说”。

更重要的是,研究者多为“文人”。所以,尽管中国古代“圣贤”的标准,是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位一体,但在王阳明的“文人”研究者那里,主要关注的只是学术、是“立言”,看重的是他从祀孔庙的荣耀。在研究中并未将其气节、功业与学术融为一体,对于王阳明的定位,也就仅仅成了“思想家”。

这种导向的结果,是后人更多地关注王阳明的“心”而忽略“物”、关注王阳明的“知”而忽略“行”,并进而视其为“唯心”且“主观”。但是,王阳明的学术从来就是和功业相互激发的;而学术和功业的终极动力,是气节,是对国家、对社会的担当,三者相辅相成,不可或缺。在王阳明的身上,他的学术即“心学”,是为立言;他的功业即实践,是为立功;他的气节即担当,恰恰是立德。这才是王阳明的真“三不朽”。

当王阳明“懵懵懂懂”向往“学为圣贤”的时候,根本不知道“圣贤”为何物,但少年时代埋下的种子、少年时代萌发的志向,其实是一种为国家、为社会效力的担当,被当时的人们称为“气节”。所以,在15岁时便有出居庸关考察“虏情”的行为,有向皇帝上书陈述对于边关防务意见的动机;在刑部主事任上,敢于革除监狱积弊、敢于处死背景深厚的罪犯;在兵部主事的任上,敢于直斥时弊,虽然因此得罪权贵,受廷杖、下诏狱,贬谪龙场,但初心不改。

虽然此时王阳明尚未提出“知行合一”,但事事都在“知行合一”。

为南赣巡抚,一年之内平息数十年之“积寇”,王阳明的功业开始走向鼎盛;接着,在四十天内平定蓄谋已久的“叛藩”,成为明朝第三位以军功封伯爵的文臣,王阳明一生功业达到鼎盛。正是这个时候,王阳明的学术影响也开始走向巅峰。

试想,如果王阳明和之前历任巡抚一样,对流民束手无策,如果无法平定宁王之乱,还能理直气壮地说“良知”,心安理得地讲“知行合一”吗?没有功业,不影响薛瑄、胡居仁、陈献章入孔庙,但没有功业,却不可能“倒逼”庙堂承认王阳明的学术。在王阳明那里,没有不落在功业上的学术,也没有离开学术的功业,他本身就是“知行合一”的。

在南赣平息流民之乱的过程中,王阳明提出“破山中贼易、破心中贼难”,“良知”二字呼之欲出。平定宁王叛乱之后,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流言蜚语,应对当权者的各种刁难和猜疑,是王阳明一生所遭遇的最大难题。直到此时,“良知”二字才终于被揭示出来,所以他特别强调:“某于良知之说,从百死千难中得来,非是容易见得到此。

”(《王阳明全集·传习录拾遗》)在王阳明看来,“良知”二字乃是自己一生学术的精义和真谛,这才是真正的“圣人之道”,它既在每个人的心中,“不待学而有、不待虑而得”,更是在“百死千难”的磨砺中才得以悟出。

王阳明在“百死千难”中悟出内心深藏的“良知”,是学术和功业的相互激发,而终极动力,则来自“气节”,来自对国家、对社会的担当。当宁王起兵时,许多官员在观望,唯独王阳明公开宣称“宁王谋反”,并起兵平叛。古人“三不朽”,首列“立德”,是有道理的。

何谓“立德”?孟子说“舍生而取义”,文天祥说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,林则徐说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王阳明用自己的行为给世人做出了示范:心中有良知、行为有担当。

这才是王阳明对“知行合一”的最好诠释。在王阳明那里,“知行合一”的“知”,既是对事物的认识,更是“良知”。是非之心加担当精神,是为“良知”。以“良知”为灵魂的“知行合一”,才是真正的“知行合一”。在王阳明身上,立德、立功、立言融为一体,不可或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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