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龚鹏程为何到大陆了】龚鹏程|读经之争

2019-12-04 - 龚鹏程

近些年大陆持续的文化热点并不多,国学却是其中之一。电视上大开讲坛,品三国、论孔子、说红楼,其出版品亦往往热卖。学校则开办各式国学班,或融历史于管理之中,或撷取古人智慧以供商战之用。流风所及,民间人才培训机构也大谈中国式管理。

【龚鹏程为何到大陆了】龚鹏程|读经之争
【龚鹏程为何到大陆了】龚鹏程|读经之争

青少年部分,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,据云十年前就已有七百万人参加。依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估算,以各种途径普及儒学的青少年超过一千万,其背后还有二千万家长与教师参与。这种推估,证诸各城镇县市林立的书院、私塾、儿童读经班、国学班、才艺教室,可说毫不夸张,人数只多不少。

文化现象上的热点,其实常伴随着争议,而此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儿童读经。二○○六年胡晓明所编《读经:启蒙还是蒙昧?》收集了五十三篇争论,网络上的帖文还不知有多少。到底读经是启蒙还是蒙昧呢?不只知识分子在争辩,家长和从事教育工作者也很头疼,大家都想知道这个答案。

「国学热」中其他问题或许更值得讨论,但论者集矢于读经,铺陈理据,申说然否,除了因涉及儿童教育,易于牵动关怀之外,这个论题还具有总摄所有国学现象的作用。

因为:假如读经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行,那么其他各种国学活动也就都不用办了,这不是去批评谁说《论语》行不行那一类争议所能比的。

同时,这个论题不只涉及眼前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恩怨情仇,纠缠了一个世纪,碰到新世纪的读经现象,当然会再度爆发。现在的争论,其实正呼应着历史上曾有的读经之争。

早在清光绪二十九年(一九○三)年学部所拟《奏定学堂章程》中就已经提到当时社会上已弥漫着一股废经灭古的风气:「唯恐经书一日不废」。政府对此风气深感忧虑,故规定:「中小学堂宜重读经,以存圣教。」

古代中国人自幼受教,无不读经,读经从来就不是个问题。可是晚清的局势,使人体会到再读这些老古董,恐怕即要亡国灭种了,欲求富强,唯有废经。

喔,不,准确地说,乃是抛弃旧经,改习新经,向西方寻找真理,开始读洋经。当时大家就多觉得:读洋经,学西方,才是进步的,开明的;继续读中国经典则是保守落伍。如清政府那样,规定中小学读经,便是保守势力对新趋势的反扑。

这种读经与废经的争论,此后便一再反复上演。

宣统三年四月,初等小学的读经一科即已废了,民国肇建,颁布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》更明令小学废止读经。

民国四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,虽提倡孔教,恢复读经,但袁氏垮台后,其《教育纲要》就遭撤除了。

直到十四年段祺瑞为执政时,章士钊担任教育熜长,才又决定读经。可是章旋去职,此案亦未实施。

民二十年南京开国民大会时,也有提案主张列经书在课本中,然也没结果。倒是湖南广东等省,下令中小学读经,一时蔚为风尚,颇令主张读经者鼓舞。唯人亡政息,乃亦不了了之。

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,读经之议,自然也就偃旗息鼓了。

综观整个历程,我们可以发现由晚清到上世纪末,中国的总体动向是求新求变以救亡图存。因此反对读经者占了主流优势,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附和或主导这个趋向。

认为中国救亡图存亦不可因而忘本的人士,在形势上居于劣势,在语言上也颇吃亏,因为他们往往也反对白话文,故其主张读经的论点不仅读来缺乏新鲜感与时代气氛,也难以喻众。

不过民国二十三年前后,情况略有不同。前文说过,民国二十年国民大会已有人提案主张读经了。二十三年中央通令全国恢复孔子诞辰纪念,且派人亲临曲阜祀孔,又重修孔庙,优待圣裔。这代表原先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气氛及其相关政治力量有了些改变。

二十四年一月,萨孟武、何炳松、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》,更可显示社会上对于「向西方寻找真理」这个路向已有成气候的批判力道。

这个宣言,冯友兰曾猜测它是国民党授意的。这当然不是,不过国民党确实已从本来支持废经的立场转而向读经倾斜,当时主持文宣工作的陈立夫,就比较支持读经,整个党也较倾向《宣言》的态度。

形势如此,二十三年七月,许崇请发表文章反对中小学读经,他在广东省政府中省府委员的职位就被撤掉了。二十四年一月,胡适去香港接受学位时,因在演讲中反对广东省政府规定中小学生读经,结果原先在广东已约好的演讲也被迫取消了。中山大学教授古直还通电声讨胡适,请求广东政府课以极刑。因此可说这是晚清以来读经与废经双方最势均力敌,足以对抗的时代。

在这段时间,有一部文献,甚能突显这种对比的张力,而可供今日吾人参考。那就是二十三年(一九三四)何炳松主持商务印书馆《教育杂志》时,发函给学界专家,咨询对于读经的看法,并将意见七十余篇编辑成的专刊,《教育杂志》廿五卷五期,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版。

何炳松元身的专业是西洋史,但我说过,他的文化立场乃是中国本位的。因此他编这个集子,虽貌若多元,将所有回函分成赞成、反对、相对赞成或相对反对三大类,并提倡开放、平心静气的讨论;可是在分类之前却引了一大段国民党大老张群对他说的话,谓中国几千年来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,故一直有中心思想,晚清与西方接触后,这个中心思想才动摇,新文化运动更是摧毁了它;唯摧毁了旧的,却没建立起新的,西洋思想纷至沓来,弄得大家彷徨歧路,至为烦闷云云。

这段话,其实就表示了何氏自己的态度。

虽然如此,却不影响这个专辑的内容。专辑里的论者,涵盖了当时教育文化界各派意见领袖,因此所论不管正反各方均极具代表性。赞成读经与反对读经的理由,跟今天也差不了太多,有不少还讲得较今人持论深入,故至今仍甚值得参考,不仅因它具有历史意义而已。

例如由各文章所叙,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读经之争的对立有多么严重。古直等人想把胡适杀了,以儆效尤,反对读经者又何独不然?钱基博说他于民国二十一年去上海的高等教育问题讨论会时,因提案尊孔读经,大受与会诸大学校长揶揄,谓其「不成话说,不意今日而尚有此不成问题之提案」,对之嬉笑怒骂。

可见反对读经者视提倡读经者为顽固,保守、落伍;主张读经者认为反对读经的人是数典忘祖、斲断民族命脉,彼此都瞧着对方极不顺眼。这样的态度,其实到今天也没什么改变。反对读经者,说提倡读经是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」;主张读经者则痛批一九一二年废除读经是「经书之厄,甚于秦火」,所以要对儿童重新启蒙。

情况之所以如此,在于大环境结构类似。中国目前基本上仍处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,可是在经历过摧毁传统式的激进方法后,社会上又出现了应正视传统文化的呼声。这跟当年的情境是颇为类似的。二○○四年许嘉璐、庞朴等人发表的《甲申文化宣言》,不就恰好与十教授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》论调相似吗?

当然,这也不能说几十年来我们还在兜圈,跟当年一样,没啥进步。而是透过这些论争数据的对比,我们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历史处境;在读经争论的历史对照中,也更能看清自己的位置,并思考争论的出路。

如昔年的读经争议,背后其实一直有着政治力量的角力。清廷倡读经,国民党便废读经;反国民党的势力乃又倡读经,如袁世凯、孙传芳及上文提到的湘粤各省都是。

反对读经者辄讥讽这些人根本不配提倡读经,或直指他们是军阀,批评主张读经者依附政治势力。但实际上,反对读经的人靠不靠政治力量呢?一样也靠。当时周予同说:「现在我们实际上是在反袁的政治系统的国民党统治之下,我不知何以又有读经的必要」,正透露着反读经人士倚国民党为奥援的心理。

扩大来看,这也是昔年推动文化工作者十分普遍的思维或现实,须藉某一政治势力才能成事。

如梁漱溟办乡治,原先就依托广东的李济琛。李济琛不就因推动读经而备受自命开明的反读经人士之讥嘲吗?广东政局改变后,梁又去河南,在韩复榘支持下办村治学院。中原大战后,韩氏转任山东主席,梁亦转往山东办乡村建设研究院。若按反读经人士之逻辑,这岂不是一直仰赖着军阀的势力吗?

但问题不应如此看。坏人亦可能干了好事,论事析理,不当以人废言,亦不能以人身攻击来转移问题。其次,当年想做点文化上的事,没有政治上的支持,恐怕是不成的。此理,放在今天看,大概也是如此。

再从政治角度说,一个政党或政治势力,虽说主要靠合法或非法的暴力(也就是枪杆子)来维持,但赤裸裸的暴力并不足以确立其合理性。因此它都需要有文化政策与文化施为来涂泽说明之。每一政治势力,皆需假借一套文化语言来表述自己,就是这个缘故。政治势力支持某一文化立场,而反对另外一些主张,遂亦成为实际上必然发生之事,避也避不开。文化人因势或趋势,以推动自己的文化理想,因而也是必然的,无可厚非。

不过,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政治势力不尽可恃。有些时候,所依凭的政治势力垮了,文化事业遂也付诸流水,搞不好还要做为代罪羔羊,挨批挨整;有时候政治利益改变,政治势力所支持的文化政策及措施便也会幡然改途,令文化界讶今是而昨非。如认为国民党将一贯支持新文化运动、反对读经的人,发现国民党已转而提倡中国文化本位,必会感到错愕那样。近年的例子,更是不用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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