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传庭杀贺人龙 孙传庭:传庭死 则大明亡

2019-05-16 - 孙传庭

孙传庭一表人才,多有谋略,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中进士,初授永城知县。天启初年进入北京任职,为吏部验封主事,再升至稽勋郎中,两年后因不满魏忠贤专政,弃官回乡。

崇祯八年(1635年)秋,孙传庭出任验封郎中,后越级升为顺天府(今北京市)府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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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九年(1636年)三月,请缨任陕西巡抚,负责剿灭农民军。孙传庭在榆林建军,号为秦军。此时洪承畴正与李自成战于陕北,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后,民军首领闯王高迎祥自湖广复出,来到陕西,欲自汉中进攻西安。孙传庭领秦军镇守,高迎祥无法攻克,遂意图自子午谷入,直逼西安。孙传庭料之,在子午谷的黑水峪以逸待劳,激战四天后,高迎祥溃败,后被俘,送往北京处死,而其部下李自成继任闯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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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十年(1637年)初,马进忠等部再渡西折入陕,进袭商州、洛南、蓝田等地。孙传庭率部与各路明军以优势兵力接连打击了起义军圣世王、瓜背王、一翅飞、镇天王等部,才使关中以南地区趋于平定。

崇祯十一年(1638年),过天星、混天星的起义军从徽(今甘肃徽县),秦(今甘肃天水市)等地经凤翔将通向澄城时,孙传庭指挥其部分五路合击该起义军于杨家岭、黄龙山一带,捕杀二千余人, 又在(鄜)州(今陕西富县)以西、合水以东的方圆三、四百里的深沟峡谷内采用分兵堵截,机动设伏的战术再败起义军,并打退了驰援陕西起义军的马进忠、马光玉所率领的宛、洛之部后,又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,使闯王李自成部几乎全军覆没,李自成仅以18骑兵突围而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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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此,陕西境内的起义军几被镇压下去。此时明军情势大好,但因清军在此时攻入长城,崇祯帝急调洪承畴与孙传庭回京防御,李自成便得到喘息。

崇祯十一年(1638年)八月,多尔衮、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(今密云东北)、青山口(今迁西东北)入长城,明京师戒严;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。明廷遂召孙传庭、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,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,指挥各路援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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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传庭抵达京郊后,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,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,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,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。 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。

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,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,用于守卫蓟辽。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,认为“秦军不可留也。留则贼势张,无益于边,是代贼撤兵也。”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,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,以致耳聋。

崇祯十二年(1639年),朝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、山东、河南军务,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,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。孙传庭心中愠怒,引病告休。但杨嗣昌仍不放过,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。崇祯帝大怒,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,又将其禁囚,以待判决。

崇祯十三年(1640年),李自成移军河南,时河南大饥,史载:饥民“惟恐自成不至”,“从自成者数万”。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,熊文灿、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,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,拥兵数十万。

崇祯十五年(1642年)二月,李自成第二次围开封之时,崇祯帝从监狱中提取孙传庭,令他率劲旅往援开封。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,李自成解围开封,擒杀汪乔年,于是孙传庭改赴陕西,接替汪乔年出任三边总督,回到了他阔别三年的岗位上。农民军击败汪乔年后,又恢复了对开封的包围,孙传庭在陕督的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,崇祯帝就命令他出关救援开封,同时崇祯帝还他一道密令——处死贺人龙。

贺人龙是有名的长腿将军,崇祯十三年,杨嗣昌围剿张献忠、罗汝才之时,他从开县“噪归”陕西,以致张献忠突破重围,从容进入四川,一发不可收拾。在项城战役和襄城战役中,他两次抛弃主帅逃跑,导致战事失败,两位督师被杀。贺人龙与李自成、张献忠是老乡,都是陕西米脂人,崇祯怀疑他暗中通敌,因此密令孙传庭捕杀贺人龙。

崇祯十五年(1642年)五月初一,孙传庭在西安召集众将开会,会上突然逮捕贺人龙,然后宣布崇祯帝旨意,将其斩首。处决贺人龙后,孙传庭提拔其部下副总兵高杰接替贺人龙,高杰是李自成的死对头,他原本是李自成的部下,后来私通李自成之妻,事发后拐带李自成之妻投降官军。

此时官军手中有三张王牌:一是陕西兵;二是湖广兵;三是保定兵。陕西兵的总督先后是傅宗龙、汪乔年和孙传庭,湖广兵的总督先后有丁启睿和侯恂,保定兵的总督是杨文岳。

陕西兵的主将是贺人龙,湖广兵的主将是左良玉,保定兵的主将是虎大威。此外官军还有孔贞会的四川兵、刘泽清的山东兵,朱大典的南京兵等,力量小而分散。崇祯帝力求三股势力联合围剿民军,但是在民军的巨大压力下,三军主将尾大不掉,三军不能协调配合,导致战事惨败。

孙传庭在陕西经过几个月的休整,小有积蓄,崇祯帝不断催促孙传庭进军,孙传庭于十月份带着新募的士兵出征。官军一路上偃旗息鼓,潜行于山中,偷偷接近民军,打算来个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。在河南郏县,官军潜至民军附近,孙传庭令部将左勷率左军,郑嘉栋率右军,高杰率中军设下埋伏,牛成虎率前军挑战民军,诱敌深入。

双方接战不久,牛成虎佯装失败,将民军引入包围圈,四面伏兵突起,民军猝不及防,向东逃窜,官军追杀三十里。孙传庭在力不如人的时候,以智取胜,官军取得了久违有胜利,然而由于此时天降大雨,官军又饿又冷,没能继续扩大战果。

农民军虽初战失利,但毕竟人多势众,在官军打扫战利品之际,民军主力杀了个回马枪,官军抵挡不住,兵败如山倒,孙传庭率残兵败将狂奔回陕西。官军此战原为长途奔袭,试图以战养战,粮草供应不上,士兵们不得不采集没有成熟的青柿充饥,因此河南人将此战称为柿园之役。

孙传庭自柿园之役败归陕西后,到处招兵买马、发展生产、置办武器,经过大半年的努力,陕西官军实力有显著增长。孙传庭还发明了一种战车,上面装载火炮,车厢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,名叫火车。这种火车共打造了二万辆,组成一个火车营,由总兵的白广恩统领。

五月,崇祯命孙传庭兼督河南、四川军务,不久又封他为兵部尚书,改称督师,加督山西、湖广、贵州及江南、北军务,并赐予尚方宝剑。八月,在崇祯的一再催促下,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,统率总兵白广恩、高杰、牛成虎等部十万众东出潼关,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。

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,亲统大军北上河南迎敌。由于河南境内赤地千里,缺少粮草,李自成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,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地区,把后勤问题留给长途跋涉的官军。

由于民军放弃了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,陕西官军一路上“势如破竹”,八月上旬占领洛阳,九月八日攻占汝州,民军督尉四天王李养纯投降。李养纯的投降后向官军泄露秘密,给民军带来很大损失,他报告说:民军的老营在唐县,精锐部队在襄城,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在宝丰。

孙传庭根据这个情报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,首先攻破宝丰,斩伪州牧陈可新等,然后挥师唐县,将安置在那里的民军家属斩杀殆尽。九月十四日,官军和民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,民军战败逃跑,官军紧追不舍,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,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。

后来民军逃入襄城,官军也尾随而至。面对危局,一些民军将士产生的投降的念头。这时大雨整整下了七天,城外露舍的官军苦不堪言,由于道路泥泞,官军的粮车难以移动,官军的后勤出现问题。

官军希望破郏县获取给养,但是郏县早己坐吃山空,破城后只得到一些骡马,很快就被士兵们分食殆尽。这时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,切断官军的粮道,为了麻痹官军,李自成用大牌写下战书,约定日期同官军决战,以此牵拌官军。

士兵们有雨淋没饭吃,情绪开始浮躁起来,孙传庭无奈之下,只好决定回师迎粮,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,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。陈永福部下士兵看到陕西官军走了,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,都愤愤不平,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(前军移,后军乱),陈永福无法控制局面(永福斩之不能止),官军队伍大乱,民军乘机发起进攻,官军全线崩溃。

官军逃到南阳才缓过神来,调头迎战民军,双方展开大战。民军战阵共有五重,第一重是饥民,第二重是步兵,第三重是骑兵,第四重是精锐骑兵,第五重是家属。

官军攻破了民军前三重战阵,与第四重战阵的精骑相持不下,鏖战中,白广恩部火车营招架不住,率先溃败。火车营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,骑兵也招架不住逃跑,战场形势瞬间发生巨变,由双方互相厮杀变为一方追杀另一方。民军倾巢而出,穷追不舍,一日一夜追杀四百余里,官军死亡四万余人,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。此役,大明仅有的“一副家当”损失殆尽,成了待宰的羔羊,民军的战略问题也迎刃而解,扩大战果,乘势夺取关中。

汝州之战和松锦大战一样,都是决定明朝命运的战略决战,在这两场战役中,明军并非没有机会,但是由于种种原因,最终归于失败。
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五月,朝廷命孙传庭兼督河南、四川军务,随后升为兵部尚书,改称督师,加督山西、湖广、贵州及江南、北军务,兵部侍郎张凤翔“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,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,不可轻动”。

崇祯帝不从。孙传庭不欲仓促出战,可是在朝廷的催逼下,传庭不得已在八月亲率白广恩、高杰等部10万人出师潼关,同时檄左良玉西上,总兵陈永福、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。九月,孙传庭在汝州兵败,李自成一日内追杀四百里地,直撵孟津,明军四万余人战死,损失大量兵器辎重。

十月初,李自成攻克潼关,总兵白广恩、陈永福投降李自成。李自成以十万军围攻孙传庭,孙传庭向渭南撤退,十月初三,孙传庭战死,时年51岁。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,没有给予赠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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